《21世纪少年作家》2018年10月号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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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庆儿  ( 2010-09-29)


  一切都缘于一场不期而至的梦境。 
  
  那时,我活得还不如一头牲口。我连那些投胎成驴子、马匹、牛羊的牲口都非常羡慕,它们饿了,就在草甸子上悠闲吃草;渴了,就倘佯到水边饮水;吃饱了喝足了,就是它们生活的全部。然后就是享受,可以互相鸣叫几声,啃啃痒痒,晒晒太阳,席地而卧很惬意地打上个滚儿……鬼都不会招惹它们。而我却不行。除了每天随着社员们出工劳作,还要时刻承受着辍学带给我的巨大痛苦。这痛苦是全身心的,简直就是五脏六腑被一下子抽空了那种感觉。 
  
  本来,我是考取了县里一所重点高中的。记得是“回潮”时期,全县所有的初中生都要参加重点高中的考试,结果我在全公社考了个第一,总分比第二名高出整整一百分,按照常理,哪怕全公社只取一名,也非我莫属。可是,我却落榜了。原因是政审不合格。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大哥又是右派。渴望读书的我如同一只折断翅膀的燕子,一头从天空中栽了下来,整个人都蒙了。我的右派大哥看我痛不欲生的样子,再联想到我的辍学与他头上的右派帽子有直接关系,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另类身份,去公社中学找校长,去县教育局找他大学时的同学帮忙,苦苦哀求他们能网开一面,只要能让自己的老弟继续读书,他愿意下十八层地狱。结局适得其反。那年头,谁肯同一个右派有什么挂连?避之还惟恐不及呢。 
  
  我万念俱灰。 
  
  我成了一个年仅十六岁还活着的死人。 
  
  暗淡的人生前景使我没了憧憬,没了希望。 
  
  像这样活着还有人生意义吗?我反复追问自己。 
  
  然而,经过一个秋冬的苦苦煎熬之后,在乍暖还寒的一个春夜里,我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为一名人人艳羡的大学生:我戴着心仪已久的大学校徽,骄傲地漫步在我从未涉足过的大学校园里。醒来之后,望着黑黢黢的屋顶,我竟抑制不住激动,心跳得如同燃烧的火焰,想:这梦真美啊,它会不会是冥冥之中上天对我的昭示?命中注定我将来会成为一名大学生?那么,我不能再这样荒废自己了,因为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 
  
  于是,我托同学从县城搞来一套高中课本,开始自学。我的右派大哥见状大喜,毛遂自荐当我的辅导老师。我怀疑地望着他,未置可否。可是,没有多久,我便对这位大我近二十岁的长兄刮目相看了。尽管他当年学的是中文,又有近二十年与书本断绝了交往,可他对高中的课程依然谙熟于心,语文历史就不用说了,代数、三角、立体几何,只要打开教材让他瞄上一忽儿,他便如数家珍,一一道来;物理、化学更是如此,他可以借助扶犁、赶马车和马车载物捆紧东西的绞锥(用绞锥绞省力,运用的就是滑轮原理)讲解力学的一般原理,借助喷农药、施化肥写出一个个化学反应方程式,然后给我仔细讲解:杀虫的农药,包括“六六粉”“敌敌畏”都属碱性药品,而化肥,像“硫酸铵”“硝酸铵”“尿素”等均属酸性肥,世上的植物喜酸而不喜碱,不能长庄稼的盐碱地就是个例子;在我们的农家肥里只有狗粪属碱性没有利用价值,其它动物的粪便都属酸性,是庄稼的好肥料。还有地理、人文知识,他也都懂,许多还都是课本里没有的知识(当年课本很单薄),他可以从从容容地娓娓道来。记得,他曾详细给我讲解过喜马拉雅山的高山气候特点,那里的植被为什么垂直分布,乃至山顶常年积雪,脚下却是盛夏,这些都是因为受非地带性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非地带性因素(不受纬度高低影响的当地气候)”这样的专业术语,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过。我望着满脸沧桑的老大哥,想像着他当年在大学里是何等风光,何等荣耀!我确信,那时候的大哥在大学里也一定是佼佼者,否则,他不会成为右派……钦敬之余,我在破烂的草纸上动情地写道:大哥啊大哥,你是我腾飞的臂膀,你是我脚下的桥梁,你是我新生的催化剂,你是我生命里的一缕春光……其实那时候也写不出什么,就是只想往他身上用好词儿。 
  
  就在我自以为获得新生的当口,却遭到一记迎头痛击。大队支书刘大下巴到我们屯子召开社员大会,把我的自学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说我的老右大哥是想“借尸还魂”。幸好那天我的右派哥哥和其他被管制的人给公社垛墙去了,没有参加会,刘大下巴便将一腔邪气全撒在我的父亲身上,当着全体社员的面,把我父亲从炕上拉下来就打了两个大嘴巴。我年近六旬的父亲当场被打得踉踉跄跄,差一点栽倒在地上,嘴丫子上顿时就流出了鲜亮的血,我望着那血液从老人的嘴角淌下来,揪心一样疼。此刻我真想冲过去,给大下巴一刀一了百了。可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一动没动。我知道那样做的后果。这时,大下巴振振有词地说:“王老二,你家过去喝人血吃人肉,现在你又是怎么教育子女的?上工时间净他妈看书玩儿,巧取公分!”说到这儿,他又恶狠狠地推搡我父亲一下子,“你家过去有什么状元举人的给你家撑腰,骑在穷人脖颈儿拉屎,现在你咋还做这个梦呢?你的大儿子不就是念书念成了反革命,念成了右派的吗?” 
  
  我父亲站在地中间,垂着头望着地面,一言不发。他在竭力把嘴角溢出的血液往肚里吞咽,其滋味可想而知。我的泪水在眼圈里转,不忍心看他。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那个梦惹的祸。实在说,当时哪里有高考的影儿啊,“高考”这个词早在人们的记忆里删除了,可我却在做着白日梦,害得父亲受屈辱。我痛苦,我内疚,觉得对不起他老人家。我家根本不是像刘大下巴说的过去出过什么“状元举人”,连书香门第也算不上,我的爷爷是从山东蓬莱逃荒过来的,带着几个儿子苦熬苦做,才置了几十垧地,成了富农。我的父亲连一天书也没有读过,更没有当过一天公子哥,十三岁就下地干活了。他这一辈子老实巴交,不善言语,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没有一丁点刁钻心眼儿,就连一只蚂蚁都没有伤害过呀。 
  
  散了会,我扶着父亲走出会场,这时有好多鄙夷的目光瞄着我,我的心情十分懊丧。我知道那些人的眼神里藏的什么意思:这年头你学习有什么用呢?什么时候才能允许你考大学呢?你的精神正常吗?否则,就是个妄想狂,还在青天白日里做美梦……结果,回到家里,我三哥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当时所有人对我的想法,不无埋怨地骂着说我:“小庆,你费劲巴力地学那个鸡巴玩意儿有啥用?你考上了高中人家也没让你去读呀,这鸡巴年头一点人性都没有,老老实实对付活着得了,瞎得瑟!”父亲抬起头看看他,依然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坐在炕沿边儿上装了一袋烟,把烟袋锅递到灯火跟前点燃,对着昏黄的煤油灯用力地抽着,一个驼了背的弓形影子印在炕上,包括呼吸都能在影子里读出来。我望着父亲原本沟壑纵横的脸,此时此刻已像发面馒头似的膨胀起来,两侧腮帮肿得溜明锃亮,就像一场洪峰扫过,沟壑里添满了泥沙而没了褶皱,那张脸变得上窄下宽了。我看着看着眼泪就止不住了,我觉得还是三哥说得对啊,这鸡巴年头就将就活着算了,不能再因自己的不切实际不识时务给父亲平添灾难了! 
  
  我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把我平时读过的书和要读的书统统翻了出来,然后就抱到灶坑门口,随手抓起一盒火柴。我要将它们付之一炬。就在我一狠心划燃火柴的时候,我的背上遭到重重一击,身子歪倒在了地上。回头一看,是父亲气得变了形的肿脸,我望着父亲呜呜地哭出了声。父亲瞪着凹陷的双眼教训我说,人应该活得有钢条儿,不能见硬就缩!小庆,你还小,许多事还不懂。人这一辈子呀,总得有个三起三落沟沟坎坎,哪能一马平川?爹没文化,可爹明白一个理儿,念书不是罪过!是,你大哥因念书当了右派,可将来不一定没用,怕就怕将来人家用你的时候,你肚子里清汤寡水一大堆,就是没有墨水。多读书早晚都会有用的。你三哥说得是没出息的话,常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得学,为将来好好学,学出个人样来……我这把老骨头,就是刘大下巴砸碎了卖它还能值几个钱呢,不怕! 
  
  父亲的这番话,把原已击碎了的梦想又重新拾回拼了起来。从此,我的自学便从地上转入地下。晚上熬夜在家学习,白天去地里干活时,心里就默诵晚上学过的课程,歇气时,我悄悄躲到没人的地方,用草棍在沙土地上重温学过的知识细节。所以,我的学业照样天天有长进。 
  
  不知为什么,正在我发狠苦读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害上一种头晕病,看两个小时书就脑瓜仁疼,并伴有咳和恶心。每天晚上都是如此。起初,我怀疑是读书累的,后来才发现,只要离开煤油灯就好受些,于是我断定:罪魁祸首一定是与我朝夕相伴的煤油灯烟子!那时,我每天晚上收工回来,草草地吃完两口饭就躲到里屋去,点上煤油灯看书做题,一学就是后半夜两三点钟。父亲怕我冷,穿着衬裤,披上个二大棉袄离开他热热乎乎的炕头,咝咝哈哈地给炉灶添上一筐牛粪,然后就说:“老儿子,天儿就要放亮了,快点睡一会儿吧,六点多钟你还得起来到队上干活呢。”说完,他就习惯地紧咳两声回到炕头上,他看我还忙乎着没有熄灯,就点着一袋烟陪我,我在里屋还能清晰地听到,父亲烟袋锅里发出吱啦吱啦的响声,以及吮吸烟袋时从口腔里发出巴叽巴叽的声音,还有最后吞下烟雾时发出的长吁短叹……每当听到父亲无奈的叹息声,我就想到逆境中的我,以及课本里我学到的伽利略哥白尼,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学说几乎用生命与教皇挑战,我的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呢?要说我傻,那伽利略哥白尼呢?他们也是傻子吗?刘大下巴有多大个权利,还敢用火刑还是绞刑要我的命吗?不可能。当然我与伽利略哥白尼没有可比性,更不能同日而语,但确实给了我一些无形的鼓励。就这样,我为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日以继夜地学习。我的鼻孔里挂满了油烟,它们与鼻涕搅在一起,成胶泥状,充塞了整个鼻腔,抠出来一看,简直可以当墨使用。咳出的痰液,黑乎乎地放着油光,就跟太阳下的液态沥青差不多,似乎点火即可燃烧。当时我想啊,这像是从一个健康人的肺腑里排泄出来的废物吗?我断定自己的呼吸系统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这种头晕有可能就是煤油烟引起的眩晕。 
  
  我决定改造治理煤油灯。其实,只要买盏带玻璃罩的保险灯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可是,一盏保险灯要花好几块钱,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我根据油液的物理性质分析,煤油灯散发出来的黑烟应该属于煤油的一部分,一种固体粉末状态,是煤油没有燃尽的部分,应该还能燃烧。要是能把它充分利用起来,就不会呛人了。同时,既能节省煤油,油灯又有可能更亮一些。于是我就在一天午间开始动手尝试,在原有的煤油灯灯芯的上部镶了一个小烟囱,大约有一寸五长,然后在原有点火的灯芯高度上,给烟囱开一个半圆形的小孔,留着点火供氧用,燃烧的火苗儿就会蹿到烟囱的顶部,油烟子就有了再次燃烧的时间和空间。我按照我的设想弄好后一试,果然烟子小多了;我接着想到,如果在第一个孔的上方再开一个到两个半圆的孔,火苗底部的氧气还会更充足一些,有可能就会一点烟子都没有了。接着我就又开了第二个孔,再把灯点着,用一张白纸高高地擎在火苗儿上方一试,果然就只能看到热空气冲击着火苗之上颤抖的白纸了,而白纸上真的就没有什么烟熏的痕迹了,火苗儿也更长更蓝更亮了。于是我就发明了“无烟灯”。先是给亲戚朋友作。后来大家看着好用,就都纷纷地制作了起来。从一个屯子传到另一个屯子,家家的煤油灯都变成了无烟灯。从此以后,不管学到什么时候,我的所谓“眩晕症”症状彻底消失了。可惜啊,那个时候还不允许有什么发明,可申报专利的事。 
  
  渐渐地,我因自学而“挨整”的事不大被人提起了,刘大下巴似乎也不那么注意我了,我白天到地里干活经常偷偷揣上一本书,在干活歇气儿的时候,我就摆出一副要解大手的架势,匆匆远离人群,躲到一个废弃的井坑子里,或是土壕堤坝挡人的地场,要是天冷我就面对着太阳看,要是天热,我就找个既挡人又有树荫地方。看书的姿势或坐或卧不等,依现场地势特点择栖而读,一分钟当十分二十分钟用。每到这个时候,我便觉得走进一个自由而奇妙的世界,那世界只属于我。面对文字或是一个几何图形就像猎手捕获猎物一样兴奋、刺激。哪怕歇气儿就那么几十分钟,也许就是两袋烟的工夫吧,置入脑海的问题就如吃饱的肚子,有种鼓鼓囊囊的感觉。然后我带着这些问题迅速跑回地头,准时地操起镐头、扁担或是犁杖。一边用手劳作,一边积极思考,当我已进入了这种情境,不管别人在嚼什么舌头,扯什么样的笑话,念什么样的经,我都充耳不闻。我的思维就如一面筛子,里面装的只有筛子上面的问题。等我把问题筛完了,自然感受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我猜测,可能我的人生希望就在于这鼓鼓囊囊后的系统消化和吸收。所以,我脑袋就像一部机器一样马不停蹄地轰隆着,尽量在短时间内把脑袋里这些鼓鼓囊囊的活做完。 
  
  后来时间一长,人们就知道了我在歇气儿时跑到一边做什么了,大伙背后说什么的都有,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传到刘大下巴耳朵里。他暗中派人监视我,一旦发现我带书本上工就要没收销毁掉。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受他指派的张豆腐匠把刘大下巴的阴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还鼓励我说:“庆,别、别鸡巴扯他,你、你该咋整还咋着整,老姨父给你罩、罩着呢。嘁,听,听蝲蝲蛄叫唤还不种黄豆了咋的?操,你就整,整你的!” 望着他那被豆浆浸得油渍斑斑发着亮光的破棉袄,听着他略带结巴的话语,我的心里充满了感动,我说:“老姨父,谢谢你。”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称他为姨父,农村里七拐八绕的亲戚关系我永远都无法理清,有时候还经常叫错了。但我真的很感激他,并按照他说的,捧着书本一心一意地“整”。 
  
  转眼到了青黄不接的苦夏季节,饥饿蛇一样缠着每个人的肌体。社员每人每年三百六十斤带皮粮,省着吃省着吃,一到了开春就断粮了。这时节,人就要同牲畜争口粮了,原本是喂猪的糠皮、酒糟都成为人们的主食。上顿接下顿的野菜粥糠窝窝已经使我无法专注于学习了,打嗝放屁都是青草芽子味。最让我难受且尴尬的是大便干燥。因为没有油水,高粱米糠或酒糟做的窝窝又“把干”,吃的时候难以下咽,拉的时候比吞咽时还难受,直觉得粗粗拉拉刮得直肠生疼。那会儿,每到大便时心里如临大敌,一蹲就是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使出浑身力气排出的粪便坚如石铁,落地有声,肛门痛如刀割,严重时鲜血淋漓。而最令人尴尬的是怎么也便不出来,又不好声张。有一次,我蹲在茅房里足有一个多小时也没有便出,把我都要急哭了。怕家里人知道,我悄悄提上裤子,到生产队里寻找大麻籽油。据说,将蓖麻油抹进肛门里,大便就顺畅了。刚好那天张豆腐匠在队部做豆腐,听了我的诉说,他就帮我抹了油;临走还用水瓢舀了一些豆浆给我喝,总算是度过了这场危机。 
  
  晚上,我没有学习,倒在炕上,脑子里一片茫然。我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无法破解生存这道难题。当我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时,张豆腐匠诡秘地叫开了我们家的门。他一进屋,叫道:“庆,你看看,老姨父给、给你带来了啥好货?”说着,得意地从油渍麻花的怀里取出一大团白花花的东西——豆腐渣!呀,那无疑是天下最好的东西了!我从炕上一跃而起。“别、别急,等一下掺了苣荬菜,再放上些大酱炖一炖,吃小豆腐。”张豆腐匠说,“往后,老姨父隔长不短地给你整、整点回来——唉,整书本,费、费脑子哩,得加强点养分才、才行啊。”我说不出话,惟有感激。 
  
  总算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日,园子里的青菜陆续下来了。角瓜、倭瓜自不必说,还有土豆,虽然只结出鸡蛋大,却可以果腹了。而最令我心怡的却是“乌米”。它实际上是庄稼的一种乌穗病,高粱、苞米、糜子里都有,属高粱地里的“乌米”最好吃。每天中午或晚上收工,我都有意走进高粱地“打乌米”,乌米的长相特殊,打眼一看它长的就与高粱包不一样,高粱包的腹部粗大平缓柔软,乌米的肚子陡小而硬实。把打到手的乌米剥开皮,里面就露出个乳白色圆柱形的瓤瓤,摸上去肉肉乎乎光光滑滑,掰开它,里面像碳墨一样黑,攥在手上手感也特别舒服。我每次都能弄到一些。晚上学习时,我把它们作为夜宵。它,可以生吃,亦可放到火上烤一烤,然后剥开烤糊的皮,吃里面冒着热气的瓤,绵香可口;还有,大便也无比流畅。 
  
  此后的若干年里,我没有忘记当年烤食乌米的情景,每每想起它我都会突发奇想:乌米应该与何首乌差不多,都快三十年了,我头发中尚无一根白发,会不会与当年吃了许多乌米有关呢?制作洗发精和化妆品的企业,为什么没有试着从乌米当中提取一些护发养发的有效成分呢?这实在是个遗憾,或许到目前为止尚无人发现。 
  
  就在这一年冬天,张豆腐匠当选为生产队长。我欣喜异常。他当队长对我来说是个福音。果然,豆腐匠在分派活计时,有意让我单独行动,我知道他是在为方便我学习着想。开始,他让我独自赶个破烂的二马车,到洮儿河边拉河淤土往地里送。可是,破车老马人也熊,我实在不是个当车老板子的料,车子经常打误,一搞就陷进沟里赶不出来。我呢,一点办法都没有,索性弃之,躲到一个避风的地方看书去了。要是碰上过路的熟人就叫他们帮着把车子弄出来。就这样闹扯了一个多月。河淤土一共也没拉几车,书倒读了好几本。 
  
  转年春旱,墒情不好,豆腐匠就叫我和其他几个人去灌溉。他说我有文化,没有文化的人用不好柴油机。这差事正中我意。一个人把一眼井,只需发动着柴油机抽上水来,就只管坐一旁看书去了,往地里流淌的水有专人拨水道,不用我管。 
  
  每天清晨,我都要背上个工具包——里面有各种大小不等的扳手、钳子、锤子和一两块皮带油,手里提着个备用的柴油桶,再在腰里掖上几本书到地里去。来到地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发动柴油机。由于天冷,气温低,摇半天机子也热乎不了,有时摇出一身臭汗也打不着火,急人窝工。后来,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在发动摇柴油机之前,我从身上的破棉袄里掏出几块棉花,蘸上柴油,再用钳子夹好点燃放在柴油机排气管的烟囱口上,用另一只手将摇把嵌进主动轴一摇,火就从烟囱口被吸进喷油嘴里,于是柴油机就会发出“突突……突突……”的声音,冒出一阵一阵的蓝烟,这时再把摇把子朝机子转动相反方向一松,取下摇把,柴油机就迅速地发动着了,然后,管口就跟真龙的大嘴,源源不断地喷出白亮亮的地下水。 
  
  每天,我的机子发动得最快,浇地效率也最高。负责壕外另一眼机井的大老姜好生奇怪,特意买了一盒“九分损”——即“勤俭牌”香烟,只有九分钱一盒的劣质香烟,前来取经。我便演释给他看。 
  
  大老姜纳闷地说:“这烟囱本是排废气用的屁眼儿,它怎么还能像嘴一样吸气呢?” 
  
  我打趣地说:“你错了,它像嘴而不像屁眼儿。嘴,既能呼气又能吸气。” 
  
  “啊,是这个理儿,不然柴油机怎么会发动得着呢,要么说还是得多读书啊。”大老姜算是表扬了我一句,心悦诚服地离开了。 
  
  就这样,我的所谓“王氏经验”很快传遍了我们大队里所有的柴油机手,灌溉效率极为神速。公社头头在大队干部会上郑重其事地表扬了刘大下巴和队长张豆腐匠。也许我胸襟狭隘,对刘大下巴也跟着沾了光,这使我很不舒服。会后,刘大下巴沾沾自喜地跟张豆腐匠说,张豆腐匠以鄙夷的神情只说了一句话:“庆,那个崽子,有、有文化!”说完,扭头就跟大伙到地里撒肥去了。看得出他很得意。 
  
  看了一个春天的柴油机,身上穿的这件破棉袄里面的棉花基本上掏空了,幸好贴身处还有一层破羊羔皮儿,否则便成筛子了,但那是我的唯一的一件御寒大棉袄,无论如何也是抛弃不得的。偶有阵风刮过,我就觉得很冷很冷,嘴里直打牙巴骨。为了看书暖和一点,我就找个背风的地场,弄一些干枝玉米杆什么的笼起一堆火,裹紧衣服,边烤边看书。尽管苦了一些,却也怡然自得,乐在其中。 
  
  铲完了三遍地不久,我获得了去镇西搞副业的机会。我记得那一年,虽然已经进入秋天,但是那是个“脏秋”,本应是秋高气爽荞麦花飘香的季节,结果阴雨连绵天无晴日。我为那个反常的天气感到十分沮丧。由于天天下雨,屋里面的干柴已烧完,家家的土坯房被水浸得岌岌可危。队长张豆腐匠私下里跟我说:“庆,你别管这、这些事了,天塌大家死,过河有、有矬子!你还是抓、抓紧点,好好整,俺笨寻思着,这世道可能有、有变,一朝君子一、一朝臣嘛!”他说到这,一下子提醒了我,当时刚刚粉碎了“四人帮”,我觉得这豆腐匠可不是一般的豆腐匠,他对形势的估计判断可不是一般的农民所具备的,我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他看我愣在那里像似没懂,忙解释说,“你、你到镇西跟着搞副业去吧,到那干活时间上活、活泛一些,那还、还有电灯,比在家里强。”此刻,我陡然明白了,我能去镇西搞副业也是队长张豆腐匠对我的格外关照。他结结巴巴说完,我点了一下头,说:“谢谢老姨父,我一定倍加努力的。”其实,一粉碎“四人帮”,我就十分敏感意识到天快亮了,可是我不敢与人谈论政事,因为黎明前的夜色依然笼罩在我们的周围。 
  
  镇西这个地界很特殊,它的西面是蛟流河,东面是洮儿河。有史记载,这里曾是方圆八百里湖泊。现在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湖泊的影子了,就只剩下了这么两条河。它的地表土层很浅,平均也就米八深吧,再往下都是细腻的沙子和少许的贝壳。要是在这地方打井只需挖下丈八深就都是清亮亮的地下水了,这的水要是不泡茶不须煮开,直接掬一捧就可以喝,无污染不说,且不得胆肾结石。地皮儿上的植被,除了有稀稀拉拉的几棵树以外,主要是牛毛冈,那草毛茸茸的就如牛毛一样细软。这里的人们只靠地下的沙子吃饭。一马车沙子十块钱,据说由于沙子质量极好,远销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当时的沙场火得很,当地有些人家次一点的都是砖瓦房,好一点的就像别墅似的二层三层小洋楼。张豆腐匠会算计,他算计劳力和打豆腐块差不多,那真是精打细算啊,他把留守在家秋收以外的人统统打发到镇西挖沙子挣钱去了。 
  
  挖沙子,就跟老鼠打洞差不多。一般从地平面上挖一个直径米八宽的口子,要往下挖一两米左右深,见到地下的沙子就再向洞的周围扩展。开始最难挖,只能用短把锹跪在坑里往出撅沙子。由于空间小转不开身,在坑里站也不是,蹲也不是,极其难受。往出甩沙子的时候,常常弄得头发、脖子、脊背里全是沙子。等到挖出来的沙子多了,底下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活计就得干了。但是往洞口甩沙子的上下距离也加大了,要是没有足够的劲头,那一大板锹几十斤重的沙子是甩不到洞外的;如果地下的空间太大了,虽说活好干一些了,可是又多了个塌方的危险。每年都有几个倒霉的人,被埋死砸死在沙坑里的。一般把地下空间挖大了,舍不得放弃也得放弃,只有另起炉灶才是最安全的。 
  
  这活计真累啊。我经常在洞里就着洞口的一束光线看书,真实地扮演着井底之蛙的独角戏,有时扮着扮着就睡过去了。我当时很想放弃不干了,可一想,一天白供两顿饭(东北农村冬季一日两餐),还补助三毛钱呢;再说,晚上可以享受电灯的光芒。电灯可比煤油灯强百倍啊,在电灯光下读书,是一种幸福。 
  
  到了深秋,我们早晨出工都得穿上厚棉袄了,这个时候地面上的草叶和树木上的枝条都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冻霜,小北风飕飕地刮过,刀子般地切割着这一片清刷刷白亮亮的世界。这个时候沙坑里的沙子,一夜的功夫就已冻有尺八厚了,用锹是挖不动了,一般就都用洋镐刨,效率极低,还非常劳神费力。我不想这么蛮干下去,终于琢磨出一个办法:我根据沙子性质判断,它冷的快,受热也应该快。于是我去沙坑附近的地里捡了些柴禾回来,在沙坑里笼火烤。经一阵子火攻过后,就听洞里劈里啪啦一阵响:凡是结了冻的沙子都自己脱落下来,烤过之后连挖都不用了,只需把沙子敛到洞口甩到洞外就行了。这个办法的实施,省时省工省力,一个人供一辆车的营运没有问题,我又可腾出点时间看书了。后来这办法又被广泛流传开来,算是我继无烟灯、快速发动柴油机之后的又一项发明创造呢。 
  
  隆冬时节,火车站站前的沙子都结了冻,堆积如山,无法输出,所以沙子终于无须再挖了。副业队的头找熟人和镇上的火车站联系,装粮卸煤,或是扛其它的大包。火车站的装卸,没活的时候是一点事儿也没有,人们吃饱了就在货物处的门口一起打情骂俏侃大天晒太阳,饥渴的光棍们净是聊些女人的故事;要是一旦有活下来,就像火燎腚似的,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必须干完,否则延误火车的营运时间那可不是好玩的。每干一场简直就像打冲锋。卸完一车厢六十吨的煤,人人身上汗如水洗,里里外外都是煤灰,个个像是刚从烟囱里钻出的一群有膀无羽的麻雀儿;要是扛粮食,一干就是五六个小时,一袋子大豆一百八十斤,扛在肩上连跑带颠赶个子,还要走过二十多米长八九米高的一条跳板,一旦走不稳摔下去,非死即残。刚一开始,我看着都眼晕,不管肩上有多重,那双眼睛总要死死盯住窄窄的跳板。后来习惯之后也跟走平路一样了,走在跳板上颤颤巍巍的感觉还蛮好玩儿的。每次干完活,回到铺上就得马上生火,因为出汗太多,汗水能从棉袄里拧出细流来。这时候,每人都脱光衣服,身上披着一块破棉毯,这些不成条的、甚至支离破碎的破毯子都是从火车站货物处顺手牵羊带到铺上来的,实际上是人家火车站给客户打包装废弃的破毯子,叫不准什么颜色,蓝不蓝黄不黄绿不绿的,可摸上去还比较柔软可人,但质地粗糙巴巴赖赖,还都沾满了灰尘和杂草沫子。你拿不拿走也没人管,只有我们这帮穷鬼蓬头垢面像叫花子似的披上它围着火炉子烤棉袄,因为人人都只有这一件二棉袄。 
  
  我们烤棉袄的情景:滚烫的蒸气带着汗臭味氤氲升腾,藏在针脚缝里的虱子就会仓皇爬出,一个个像跳水似的掉到火红的炉盖上,看着炉盖上吃饱血液的虱子由褐色变白,然后劈啪作响,化为一缕青烟儿。我们一双双穷苦的眼睛盯着灰飞烟灭的寄生虫哈哈大笑,心里顿时涌出一种报复的快感。但笑过之后我内心十分苍凉伤感,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血液再燃烧啊……哎,那叫什么日子呀! 当然,我那时还未曾构想出什么样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幸福生活,我只知道城里人和乡下人不一样。我们这些扛大包的民工个个黑黢黢的脸膛,衣衫褴褛,汗流浃背,黑得发亮的衣襟上染满了白霜,扛着一百八十斤的大豆就像驯服了的动物一样按照规定的时间和轨迹奔跑;而铁路上监管我们的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他们个个生得白白净净,穿着铁路上发的蓝色制服笔笔挺挺,肩上佩戴个黄字儿红牌,手里拿着计数的本和笔,悠然地站在我们身边,红口白牙一脸优遇。我望一眼他们,尽管冻得有些发抖,但在我心目当中却不失高贵和美丽。这就像马背上的猎人躯干着疲于奔命的兔子一样,猎人就是猎人,兔子就是兔子,两者都没有任何选择。当时,我认为这种生活可能就是农村人的梦想吧?做梦都想由兔子变为猎人。 
  
  一天晚上,我们大伙正围着火炉烤衣服,门“哐”的一声开了,随着斗大的寒风裹进来一个浑身挂着白霜的人,这个人竟是队长张豆腐匠。他摘去狼皮帽子,脱去羊皮大氅,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我。打开头版头条一看,我的头“嗡”的一声,犹如晴天霹雳,原来是一则恢复高考的新闻!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是梦吗? 
  
  “庆,你、你快熬出头啦!”豆腐匠说,“明天,你回家整、整复习去吧,这不、不用你干活了。”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我顿生一个念头,管他叫老姨父有点委屈他了,就是叫父亲都是应该的!我长这么大遇上的真正好人就属他啦——一个说话结巴,没啥文化,穿戴脏兮兮的豆腐匠!我当时感激万分,但是没有哭,只是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 
  
  月余之后,我的右派大哥带着我赶到县城参加考试。我们徒步走了一百二十里,踏进了我从未到过的县城。服务楼的饺子好吃极了,我一连吃了两大碗。大哥只吃了十几个,然后他说他渴了,就把服务员喊了过来,要了两碗饺子汤。他边喝饺子汤边看着我吃,眼神里充满了喜悦和期待。我就问大哥吃饱了没有,大哥说他吃饱了,就是渴得厉害。我想,他肯定没有吃饱,他是舍不得花钱啦——一个农民吃十几个饺子能吃饱吗?就连垫底儿都不够的啊,况且足足走了一百二十里路!于是,我就在心里发誓:将来我要是发迹了,就买它两大盆饺子,好好犒劳犒劳老大哥! 
  
  “小庆,今晚好好休息,什么都不要做。”大哥说,“考试的前夜一定要休息好,吃饱睡足,考场上的发挥自然会好些。” 
  
  即使我的老右大哥不说,这个夜晚我也注定做不了什么。因为我们住的是大车店,一宿每人五毛钱。店里南北大炕,炕上一大排芦花色的行李卷儿,按照发给你牌上的号码,从炕头数到炕稍,把牌上的号码对上你的铺位号就行了。满屋子的大车老板子,高声大嗓,喷云吐雾,天南地北,海侃神聊,让你根本无法入睡。及至后半夜,人们都睡下了,却又鼾声四起,如同一锅沸腾了的野菜粥。直至天快放亮了,我才迷糊过去。尽管如此,一进入考场,我还是精神抖擞。两天考下来,我胸有成竹。两个月以后,还没出第二年的正月,上边通知我到镇西镇医院去体检,我是全公社惟一一个超过大专录取分数线的考生。 
  
  体检很顺利。离开医院,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绕到搞副业时我用汗水浸泡过的沙场和火车站走了一遭。我隐约觉得,今生今世,轻易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我曾留下的足迹将被重叠覆盖成为历史——这部大书里会记载着一个青少年在梦里挣扎的经历。我想到这里不免又担心起来,担心我们复杂的家庭背景,要是政审通不过怎么办?我望着通向站台高悬空中的跳板胡思乱想,这时缷完煤的一群装卸工龇着白牙挺着饥饿奔向站外的汤面馆——那里的汤面五分钱一碗,稀汤寡水,里面一丁点油水都没有,吃完两泡尿之后肚子就前腔搭后腔了。我看着他们饿了,我的肚子也跟着咕咕直响。摸摸上衣口袋,里面还有五毛钱,然后,就到副食店里买了两根麻花,边走边吃。吃完就有点后悔了,觉得自己不免有些奢侈。那会儿,我一百个相信,油炸麻花是世界上最最好吃的美食! 
  
  就这样,两根麻花支撑着我美滋滋地走完五十多华里,赶回家里已是半夜时分了。 
  
  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我就如平时一样到队里上工去了。别人说我肯定会考取,怎么还来马圈刨粪?我压低了声音说不一定。实际上我的心里早已有了上大学的展望,只是通知书没来,哪里敢说心里的畅想啊?其实我的内心比谁都复杂,甚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事实上也是,录取通知书迟迟不来——想到这些,我的那颗心就像被这事捏碎了一样,嘴里顿时像含了黄连恶苦恶苦的,眼前顿时出现一片迷茫。难道是政审问题?不应该呀,我的老右大哥已经接到某大学的通知,要他把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写成书面材料寄回去,明显看出有纠正起用他之意。要么,是支书刘大下巴在我的鉴定上做了手脚?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如焚的心情,跟队长张豆腐匠分析,他听后摇头,说那不可能,鉴定是公社审查过的,公社也希望能有人考上大学,这毕竟是一件很光彩的事嘛。尽管如此,我的那颗心还是放不下来,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无奈,只有等,耐心地等吧。 
  
  有心事的日子真难捱啊。又过了半个多月,我听人说其它公社和县城里的某某早已经来了入学通知书了……还有的疯传某某已经上学,走都走了……这时候我的心情就别提了,乱得就像父亲手里搓绳的乱麻秧儿子,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自个了,以前挨整的日子没有预期,那种日子究竟有多么漫长谁也不知道,但是还能忍耐下去。可如今,不管考学的结果好与不好,了不起再等十天半月二十天,我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了,这是怎么了?竟然连这点儿耐性都没有了!不过,我意志上很清醒,时刻警告我自己,考上考不上也不能像吴敬梓笔下的范进那样,生活总要继续下去,还有来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吧。茫然中,我只有在长满枯草和世代布满苍凉和汗水的黑土地的垄沟里寻找莫须有的一丝光明了。我心里像明镜似的告诉我:好像彻底完了! 
  
  一天上午,我和我们队上所有的劳动力都在靠近公路边上的地里刨高粱茬子。东北的早春很荒凉,一时难得觅见花儿草儿什么的,眼前就是白花花一排排像兔子耳朵似的高粱茬子,它的根须扎得很深,直到接近地下的冻土层,不十分用力难以撼动它。我抡起镐头挥汗如雨——这时正是所谓的阳春二月,春回大地的阳气和着阳光升腾着,它比雾轻薄透明,远远望去一浪高过一浪,让人觉得迷糊;脚下融化的泥泞吞没了脚踝,略有一丝一丝凉意。当我踉跄着扶着镐把喘息之际,远眺地头泛青摇曳的苦柳树的时候,一个绿衣人骑着自行车朝我们干活的地头驶来。他是邮电所的邮递员小薊。那时,我一看见邮递员就非常敏感,几乎日夜盼望邮递员小薊来找我,可是几次他的自行车都在我身边呼啸而过,却与我无缘。此刻,我双手拄着镐头像高粱茬儿似的竖在那里喘息,仰着头,将目光投向从头绿到脚的小薊。当小薊来到地头苦柳树下停好了车子,我的心就开始紧张,看他从自行车后货架上的绿色袋子里拿出一封信,我的心就怦然起来。然后他就站在地头高举着那封信呼喊着我的名字。我细细听来没有错,的确是在喊我。这时我的心不是装在我的胸膛里,就像猛地蹿了出来一样,我撂下镐头就向地头飞奔了过去。 
  
  等我气喘吁吁跑到他跟前,他把那封信递给我说:“操,你咋还干这个损活儿呢,这活儿他妈的压根儿就不是你干的!” 
  
  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我竭力平静了一下自己,从他的手里接过信封——没错,是一所省属高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这个时候人们就都撂下了手中的镐头纷纷跑了过来,把我围在中间争着抢着看这个通知书。此刻,望着那薄薄的一页纸和纸上比蛋黄大一点的红圈圈,心中涌出无尽的酸楚,百感交集,百感交集啊!我再也撑持不住,双手捂脸,呜呜地哭了起来。社员们就都惊讶地看着我,目瞪口呆,不知我为什么会哭。 
  
  张豆腐匠一脸大汗,他敞着怀走了过来,说:“庆啊,你、你就别干活了,快回家去吧,给你爹妈报、报个喜。” 
  
  我用袖头子抹了一把眼泪,说:“不!” 
  
  他瞪大了眼睛问我:“这是为啥?”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老姨父,让我把今天的活计干完,就算是留个纪念吧。”我望着纯朴可爱的豆腐匠,他作为我这个弱小者的保护者,我潜意识里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几天以后,我整装出发。当我踏上洮儿河的大堤,回头眺望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小小屯落时,第一次发现它并不是那么丑陋,我顿时想起唐孟浩然《过故人庄》里的两句话,“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围绕它周围的树木都伸出了亮丽的叶子,在风中伸展着显得那样稠密,我只能望见影绰的炊烟在空中袅袅散去。我想,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呈现一片生机,将小屯落掩映于葱葱笼笼的春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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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作者 评论时间
1.  常常一个人,走很长的路,在起风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片落叶。 田世花 2017-09-22
2.  加油。 高文明 2017-05-05
3.  时光不可能倒回去,但是那段历史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些的。 赵群智 2010-11-07
4.  文笔很细,贴近生活。 赵群智 2010-11-07
5.  现在的年轻人就算再怎么认真读此文,也未必能理解其中的艰辛,唉——,我... 小庆儿 201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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